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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哲宏  

2018-05-11 06:33: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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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审金哲宏案,“不放弃”对法治的信仰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南都社论 05-11 02:35
日前,吉林省高院做出决定再审金哲宏故意杀人一案,又一桩上世纪90年代的旧案终得司法正式重启再审程序。而在此之前仅20天,同样是吉林高院,年届50的刘忠林被当庭宣告无罪,20多年前轰动一时的故意杀人案被认定“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司法文书上简单的几个字,当事人实在是久等了!一轮密集的司法纠错步骤,让个案当事人关押时长的纪录不断被刷新,人身自由被剥夺时间是个令人心酸的数字,但在有案件不停进入再审程序、不停纠错的语境中,舆论对于冤案的关注度在降低——— 案情近似,遭遇雷同。
早在2014年4月,吉林高院就已经表态对金哲宏案进行全案审查,刑诉法对决定再审的表述中,明文设置了“发现确有错误”的严格要求,公众从中也可部分看到刑事申诉的难度——— 再审启动门槛与司法成本高低的权衡,需要从立法到决策的通盘思考;刑事立法和程序设计应当对公民申诉予以法定时限的保障;再审启动和司法改判的证明标准应有所区别,这一系列更完善的刑事诉讼流程是对公民合法权益的全方位保障。
复盘金哲宏案的几次司法审理,不难看出彼时司法在裁量过程中的踌躇。从1995年案发到2000年的5年中,该案经历了3次一审,2次发回重审,金哲宏4次被判处死缓。耐人寻味的是,在判决书中案情表述都是“极其恶劣、作案手段极其残忍”,却都在最后的量刑部分认为“鉴于本案具体情节,可予从轻判处”。何谓足以从轻的“具体情节”,当时的司法文书并无所指。而在案件两次被发回重审的过程中,吉林高院曾经明确列出了需要查清楚的案情细节,包括案发时间、地点、凶器等基本案情,相关情况同样是本案长期申诉的部分事由。
仅凭口供定罪的案件及其风险,已经被诸多冤假错案所印证,刑诉法中一句“不轻信口供”对具体刑事司法的考验与要求是全方面的,“不轻信口供”、不盲从于“以侦查为中心”的传统刑诉逻辑,需要具体到个案的司法实践不断反躬自省。
不同的陈年旧案,熟悉的案情遭遇。被称作“吉林版叔侄冤案”的金哲宏案中公众再次看到所谓“狱侦耳目”角色的出现。“浙江叔侄案”的细节里,狱侦耳目的身影便时隐时现,4月26日央视《法治在线》还原轰动一时的汤兰兰案,提及“其他在押人员的证言”在彼时案情认定中的作用。多名在押人员在同一个案件中密集出现,靠证言证明证言。在押人员作为侦查机关的线人,以“突破重大疑难案件”之用,但狱侦耳目在冤假错案中的高频率出现,提醒侦查过程以及后续的司法裁量,有必要对其所提供证人证言以及证据材料进行严苛的法治化审视———其与物证等其他证据材料能否互相印证,相关不同类型证据呈现的时间链是否符合案情逻辑?对这类特殊侦查手段的法治化约束和监督,不仅是检察机关在侦查监督中的职责,更是居中的司法裁量必须冷静权衡的因素。
再审旧案乃至反思冤假错案的过程,始终无法回避所谓历史和时间对彼时侦查技术、手段的客观限制,但即便是在时间或算久远的上世纪90年代,司法机关对具体案情的判断,曾经对事实的疑虑和追问,也值得现在重启调查时深入思考:彼时可以按图索骥的五大司法疑问是否真正得到解答,并无实质变化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刑诉标准与随即变化了的具体司法判断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在当时起了推动作用?
疑罪从无的刑事法治原则被所谓“疑罪从缓”的司法妥协事实上替代,这是历次司法改革宣示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千万不要放弃我”,终于等来再审决定的金哲宏这句话,让人心酸。“千万不要放弃”更应该是国家法律需要用真切、有诚意的司法实践对公民说的话,不放弃对法治的信仰,不放弃对真相和正义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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