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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庭对质  

2016-09-14 07:07:4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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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排除非法证据,乐见当庭对质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南都社论 09-14 03:40
2013年3月,广西政法干部管理学院4名学生在学校被警察带走,脱下警服,他们成为警方破获的“特大盗窃团伙”,在看守所被羁押一年半时间。2016年7月6日,南宁市青秀区检察院以“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对4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在此之前,南宁中院裁定“侦查机关在本案中存在用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这是近年来并不算特别典型的个案纠错例子,与其他陈年旧案的艰难申诉相比,其特点在于刑事司法程序正在进行,并及时纠正存在的错误。9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司法人权保障白皮书》,系统总结过去几年中国司法保障人权工作的进展,白皮书提到,中国贯彻疑罪从无原则,积极防范和纠正冤假错案。2012年至2015年,各级法院依法宣告3369名被告人无罪;仅2015年各级检察机关对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案件,决定不批捕131675人、不起诉25778人。
宏观司法改革进展投射到微观个案层面,广西“准警察盗窃案”不失为一个合适的观察视角。《司法保障人权白皮书》中所强调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个案中的适用值得细节化推敲,广西个案最终检方撤诉,南宁中院直指侦查机关“存在用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是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得以适用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一审期间曾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7名参与审讯被告的民警出庭,坚称遭遇刑讯的被告人与涉嫌刑讯的警员当庭对质,这一庭审细节本身就不多见。以往常见的警员被指刑讯逼供案例,靠一纸“不存在刑讯”的证明就直接否认刑讯存在的情况似乎更多。警员出庭与被告人对质,哪怕涉事侦查人员对所有指控都矢口否认,当庭对质本身对激活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就已经有着非凡意义。庭审讲述与此前已经固定的物证书证可以互相印证(甚至直接证伪),比如此次某涉案警员的一概否认,就与其他书证出现矛盾。具体化的刑讯细节在当庭对质过程中得以披露,并未立刻带来一审程序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但被告人旋即被取保候审、一审判决刑期与羁押期限相同等细节,已经可以窥见个案的某些变数。
《司法保障人权白皮书》强调,“确立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全程录音录像制度”,而在广西个案的二审庭审中,最终促使法庭确认侦查机关“存在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关键,就有侦查阶段指认现场视频的当庭播放,将侦查行为的不规范展露于庭上。嫌疑人无法准确指认现场,侦查人员公然提醒,当提示之下依然无法指认,侦查人员便可以“打断录像,要求重录”。录像被打断之后会发生什么,这是此前没有录像或者录像不呈堂时,辩方无法追问的关键细节。排除非法证据之难,嫌疑人、被告人指控并最终证明刑讯存在之难,全程录像并强制庭审出示的意义,就在于从制度上破解这一难题。一定程度上的举证责任倒置,让侦查机关承担“不存在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就是要倒逼全程录音录像并在面临刑讯指控时主动呈堂、自证清白。司法纠错,不只是陈年旧案的艰难反转,更应该有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随时能对错案喊停的制度保障。南宁中院二审对非法证据的认定难能可贵,此时有必要回溯的则是一审过程中对非法证据的暧昧态度。
一群曾在警队实习、立志要从事警察职业的在校生,亲身遭遇侦查行为的不规范,这几种身份与角色的错位让人更真切地看到司法保障人权的重要性。保障律师执业,规范侦查行为,告别庭审虚化,加强侦控审的互相监督,常态化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确保侦查阶段讯问全程录像的落实……看似宏大的诸种法治理念,需要细节化的落地实施。个案对法治理念予以反复实践,正是法治国家理想一步步成为现实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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