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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打律师的时候,能不能轻点    

2015-04-21 21:26:0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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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律师的时候,能不能轻点?

文|萧锐

“能不能只打男律师而放过女律师?能不能只打刑辩律师而不打民商律师?能不能只打外地律师而不打首都本地律师?能不能关上门打而不当众打律师?能不能想法只打出内伤而不要打出外伤?能不能打就打了而不恶人先告状?”,这是前阵子一桩律师被打事件后,在律师圈流传甚广的一段“弱弱的请求”,更是是一种无奈的自嘲,其中的行业心酸赢得不少共鸣。

就是今天,2015年4月21日上午,周方毅等45名“涉黑”案多名辩护律师,在湖南衡阳中院大门口被一群身份不明人员拉扯、抓伤,现场情况经由社交平台被广为传播。事发后,湖南省律师协会介入交涉,要求衡阳有关部门“对殴打律师的恶劣行为及人员严肃处理,并要求切实保障律师人身安全”。

衡阳中院大门外的这一幕,看似突然发生,却又并不意外。当地警方已经介入调查的这起具体事件,对暴力实施者、组织者的查证尚在进行。从目前披露的细节以及恶劣程度看,针对辩护律师的这种暴力与围攻,必须得到严惩与反省。而藉由此次(以及过往很多次)律师被打事件,更多关涉律师职业环境的问题,非常有在社会层面展开探讨的必要。

此次律师被袭击,暴力手段有升级倾向,殴打、侮辱、撕扯衣服,而过程中的法警作为,各方表述有差异。据衡阳中院说法,事发当时,法警及相关人员“立即上前制止”,但被打律师则认为,现场法警和安保人员“行动很迟缓”,“没怎么用劲”、“制止围攻似乎是象征性的”。对现场情况的最终还原,有赖监控录像的公开,耐人寻味的是,据媒体报道,现场只有与警方熟识、“握过手”的某身份不明人员的拍摄行为未遭遇暴力对待,而律师群体的拍摄取证则被暴力阻断。暴力事件发生前,辩护律师发表公开信,指侦查机关涉嫌“刑讯逼供”与“编造证据”。相关人员与警方的关系,有待独立权威的调查,律师在具体案件中的遭遇,难免引来外界对律师执业环境的担忧。

混乱的围攻律师场面,嘈杂的方言谩骂,“律师为黑社会辩护”或是此次暴力事件的诱因,有知名微博博主甚至发出“对这些无耻律师就要往死里打”的声音。结合此前类似事件中的社会舆论,会发现,愈演愈烈的庭外暴力,集中聚拢于刑辩律师这个群体,在恶性的肢体攻击之外,更多的不理解、非议甚至敌视并不少见。现行《律师法》对律师的定位已经非常明确,“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但法律规范上的统一认识,并不代表社会层面对律师行业的态度与认知不存在争议,所谓“为坏人辩护”便是非常典型的一种误解。

曾经一度,《律师法》将律师定义为“国家法律工作者”,进而还有“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等说法,更多地强调律师的国家与社会使命。直到2007年10月,新《律师法》才将律师的角色定位回归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这一更符合律师职业、也更有助于法治社会建设的视角之下。“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捍卫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包括实体权利,也包括程序性权利,这是律师的天职。也正是在律师依法、忠实、尽责地履行职务过程中,控、辩、审三方藉由诉讼程序所实现的司法正义,才有可能实现。

“坏人”该不该有律师?在法治原则尚未确立的社会,可能会是一场无休止的争论,但现代法治环境中,作为最基本的底线共识,却不应有撕裂。任何社会成员,在未经法院判决之前,都不得认定为无罪,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由此出发设计并运转的法治秩序,对任何一个公民的罪与非罪,认定需要有非常严苛的法律程序。在此之前,律师为公民提供法律帮助、为其合法权益进行辩护,都不该被非议,更不能暴力相向。社会不能只在冤假错案爆出后才“悔不当初”,要有对每一个具体案件中律师执业的充分尊重,才能防范于未然。

近些年来,律师在执业过程中所遭遇的非难不少,而业界涌现出的“死磕派”律师群体,说到底实际上就是对一些现行法律早有规定、但却一直得不到有效执行的法律程序与权利更较真。也正是这种“较真”相较于以往诉讼过程一片和谐的局面显得格格不入,使得这样一群较真的律师被视为捣乱者。这种对较真律师的不满、敌视,不仅是公检法司等法律部门内个别领导、工作人员的心态,更内化成为一种体制性的对待,甚至与维稳思维挂钩,将敢于较真的律师看作对社会稳定的威胁。

法治秩序之中,律师职业的角色在于独立于侦控审机关,保障公民在诉讼中的权益不被侵犯。最高法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关于“防范冤假错案”的专文中大篇幅强调律师的重要性。“现代的诉讼构造,为防止一边倒,通过立法安排了刑事辩护这样一种对抗力量,从而形成了诉辩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格局”,“辩护律师都是法庭最可信赖和应当依靠的力量”。需要大法官撰文强调这样一个法治常识,足可见相关误解与敌意在各领域的普遍性。

律师是为“对抗”而生,但这种对抗不应该在法院的大门外,更不应该以暴力的方式,律师是为公民合法权利而在法庭上做控辩对抗,不该在法庭外为暴力所围攻。让律师无人身危险、免于恐惧地走向法庭,让充分的言辞与证据之争在法庭进行,庭审过程中的控辩双方有效对抗,是解决“庭审虚化”问题的关键,而与此同时,让法庭外的暴力与恐吓得到遏制,是有效刑事辩护与司法程序公正实现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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