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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2015评论回顾:新闻的难处,表达的困境   

2015-12-15 19:59:0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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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2015评论回顾:新闻的难处,表达的困境

文丨萧锐 (供搜狐评论2015年终策划:舌与牙——我与我的评论)

前几天看朋友圈,一位同事在晒出差途经的城市,照片里车站是湖南永州,很熟悉的一个地名,不是因为“永州之野产异蛇”,而是因为这里曾有一桩公共事件以及事件的主人公为公众所熟知。可是看到同事朋友圈的那一刹那,那个曾经很多次出现在笔端的名字,就在嘴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哦,是唐慧,经过提醒才想起来。唐慧,那位很多年与上访、劳教以及未成年女儿的强迫卖淫案纠缠在一起的母亲。

想不起来,会很惭愧,但这些年从事时事评论写作,从业余的以工养读到成为职业,又有多少陌生新闻当事人的名字,彼时猝不及防地闯入我的视线,又不知何时,悄无声息的离开,甚至名字都不一定能记住多久。事情变得习以为常了,这可能不仅是新闻事件在一个时事评论作者眼中的记忆起伏,其实也是其比较真实的公共处境吧。

1.庆安枪案,还记得

2015,如果说要选择一个名字,可能是徐纯合。还记得2015年5月2日,休假间隙无聊地翻看微博,不只一次看到一则语焉不详的涉枪命案,但由于假期的冲淡,前期并没有太多人关注,直到事发几天后,报道才姗姗来迟。黑龙江绥化的庆安火车站,农民徐纯合在5月2日被一击毙命。

一个农民的死亡引发举国讨论,上一次类似的场景还是浙江乐清村长钱云会之死,2015年的五月,轮到东北农民徐纯合。以评论文章的方式正式介入庆安枪案,已经是事发五天后,即便如此,我写的那篇《庆安枪案,被维稳压倒的真相》却成为部门公号“有难度”第一篇阅读破10W+的推文,而且只花了短短几个小时。如果套用现在流行的微信爆款推文分析框架,庆安枪案的首篇评论可能胜在第一落点,彼时不仅传统媒体尚未充分介入该案,评论文章也还几乎没有。

随后的几天里,包括“有难度”微信公号在内,加上其他媒体约稿,我陆续撰写了《庆安枪案:一场民权与警权的遭遇战》、《庆安枪案十日祭|免于恐惧,才能心生敬畏》等多篇与庆安枪案相关的文章,加上约请律师斯伟江撰文分析监控视频,以及同事撰写的几篇文章,“有难度”公号那几天里不停跟进庆安枪案的进程。与此同时,我还应邀参与了一场腾讯客户端关于“庆安枪案”的网络讨论,讨论嘉宾包括当时已经在庆安当地的律师,而就在实时讨论的那几个小时里,律师在庆安入住的酒店还遭遇“警察查房”的风波,嘉宾不得不中断讨论、换住处,当时这个实时细节直播到了讨论中,彼时情势已经十分严峻。

每一起热点案件的公共讨论,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那种匆忙,因为很多人知道,没准下一秒钟,讨论就要戛然而止。庆安枪案,同样没有例外。与前期热络的网络讨论相比,话题的迅速降温也为公众所经历,随后的一段时间,东北小城庆安,突然有各种各样的新闻被推上国内新闻头条,因徐纯合案被吸引来的公众舆论由于无处落地而变得焦躁和愤怒,5月14日写的那篇《庆安官场“余震”,拔出萝卜带出谁》,已经算是庆安枪案的收尾,尽管那篇评论中,已经没有再对枪案做任何展开。

2.新闻的难处,表达的困境

徐纯合之死,其实注定要无疾而终,翻一翻2015年这一整年,写过、关注过的热点事件,或者再往前翻一翻这些年曾经热络的新闻话题、新闻当事人,可能都不免心生感慨。新闻热点无疾而终,这一度成为一些媒体定期梳理的视角,而在梳理的最后,往往又成为一场相互指责的乱战,有人会批评新闻的没有定力,不能咬定一个问题追到底,新闻人又埋怨公众的遗忘,关注视角的转移,甚至对所谓新闻周期的掌握,成为一些人贩卖舆情分析和服务的切入点。这些年,新闻没有进展,对付新闻却已经日臻成熟了。

我在学校学了近十年法律,还没出学校就开始写作各类与法律相关的时事评论,到现在,甚至更有了一些领域与方向的固执,尽可能不对专业范围之外的问题发言。回看2015年讨论的话题,2014年已经写作不少的司法改革、冤假错案,以及与之相关的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几大机关,几乎每一次动静,在2015年依然有跟进、关注和一些分析。说到个人认识的些许进展,可能在于从对宏观改革的鼓励、期待逐渐转向对宏观改革的微观落地予以个案观察。这一年,看到过很多改革措施的落地,彼时说话已经足够审慎,“还需要再观察”、“有待继续观察”成为常用的话,不是身为评论作者的狡猾,而是因为看到了太多与改革举措背道而驰的个案遭遇,程序不被尊重,律师遭遇敌视,甚至一边在纠正冤假错案,一边却用以往同样的方式、思路和逻辑在编织新的所谓“铁案”,不能乐观,无法乐观,这可能是见多了新闻事件的走向之后,所能有的最审慎的态度了。说到个案,比如聂树斌,从我正式入行开始到现在,又五年过去了,聂树斌案的起伏波折,其实要比任何一项改革措施的发布更能代表当下国家的法治状况。国家法治的进步与否,当然可能与每一项改革措施息息相关,但任何一项改革,他的福泽无法普适性地关照到具体的案件、具体的人,则改革初衷与实操之间,便一定存在落差,而且可能是非常大的落差。

2015年前半年,折腾了好一阵子微信公号,因为被销号了几次,伤筋动骨,伤了元气,也顺便失了兴趣。微信公号作为另一个新的平台,不出意外地曾被人们视为一个新的机会,但一路走来去看,微信公号里做的成功的,可能也还是休闲、娱乐、养生、美食和各种段子吧。严肃时政内容的新媒体呈现,其实没谁是真的想清楚、找到出口的。读硕士时的论文方向,我选的是网络表达自由的话题,当时还曾固执的认为,新技术手段(当时还是博客)对公民表达这一宪法权利的实现,将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现在再看,倒是真的不可估量,比如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但即便是一辆专车的合法化,都面临那么强大的阻挠,其他对技术赋权的期待,可能也就只能继续期待了。

3.“不管目前状况如何,依然相信法治”

要说到这一年里最大的欣慰,可能还是年末刚看到的一则新闻进展。11月下旬,国家司法考试成绩公布,一位昔日新闻的主角——前重庆大学生村官任建宇,从一个需要律师提供帮助的弱势公民,高分通过了司考,行将开启他的法律人新阶段。还记得几年前的重庆系列劳教案,包括任建宇在内的诸多因言获罪普通公民,经由律师界、法学界以及舆论的努力,得以重获自由。现在想起来,物是人非,有朋友说他热泪盈眶,我不认为这是夸张的修辞,在11月22日的南都社论《冤案当事者新生,司法须记取教训》里,我说到那种让人“不管目前状况如何,依然相信法治”的信念,这应当是足以支撑很多人,依然乐观的原因吧。

三年前写过一篇记者节的社论(后来就再也不写了),题目是《致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里面有几段话摘在这里,作为这篇2015年回顾的结尾,给自己鼓励,也与同行共勉:

可以隐忍却不容回避,可以疗伤却不言放弃,可以一时颓废却无法轻言退场,因为新闻仍在发生,所以新闻人依然奔波于路上。此种“在路上”的状态,是为职业特质,投身于此的人们,不能忘、且须尤其珍视这“最好的时代”所赐予记者的在场机会与庄重使命。因为“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也因为一代代新闻人血脉传递着的“言论报国”情怀,更因为社会一如既往地期待着,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可堪重任,能够“无所私无所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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