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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法律权威,也要“人人平等”  

2013-04-02 14:3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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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法律权威,也要“人人平等”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要求,国务院法制办须在20139月底前提出一批实施《方案》涉及的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修订建议。简单说,随着一些部门机构的改革与职能转变,此前与之相配套的诸多行政法规、部门规章需要进行相应修改以为适应。但相较于此种形式意义的常规修改,另一重对法律法规进行修改的程序(甚至是修改动议的发起),却相对更小众。

 

这或许是一个略显冷门的专业性话题,而且没有热点新闻作为背景,但却实实道出一个极为严重的法律现象,并提出一个在现实中几近无解的问题:法规违法怎么办?按照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一般原则以及《立法法》的相关要求,下位法在制定出台后,需要在规定时间内报送有关机关备案。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早已成立相关的备案审查机构,此为立法机关对下位法的形式与内容把关的常设程序。但正如专家所言,几乎没有法规规章会不被通过备案(包括明显违法的劳教、收容遣送等),殊为诡异。更何况,还有大量以政府会议纪要等形式存在的规范性文件,无从审查却常在被使用,甚至成为阻碍法律执行的障碍(此前甚至发生过,陕西省有关部门用“会议纪要”抵抗执行法院生效判决的荒诞案例)。

 

同样令人费解的还有,对于已经公布实施、发生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立法法》赋权“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认为各种规范性文件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时,可以提出审查的要求(注意这里的措辞是“要求”)。但这一后置性程序设计,同样处于休眠状态,未被激活,如北大法学院教授姜明安所言,“这五个机关一次也没有提起过审查”。

与之形成对照的,则是近些年来频频出现的各种公民建议活动。与《立法法》赋予五大机关提出法律审查“要求”不同,普通公民在《立法法》中的对应角色则较为尴尬,其在认为一些法律法规与上位法(甚至《宪法》)相抵触时,所能提起的是一种“建议”权。而且,这种建议权属于那种“你提或者不提,法律还在那里”的建议,往往杳无音讯。即便是真的得到重视(乃至收到回应),也多以特例的形式出现,鲜有互动,难获反馈。

 

十年前,因孙志刚案引发收容遣送制度的最终废除,以及相应政府规章的修改。尽管在民间的回忆、总结与梳理中,不免会提到“三博士上书”以及五位教授学者建议的细节,并赋予其各种重要意义。但在显性的法律修改程序中,类似公民建议活动所起到的作用,却很少被正视。包括近些年来盛行于城市公共决策中的各种听证、各种草案的征询意见,在收集到数以万计的公民建议后,其后续反馈程序一直付之阙如。建议提了,究竟采纳与否,如果不采纳又是为什么不采纳,这些最基本的回应,缺乏制度性约束。

 

法律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无以剥离,在捍卫法律权威的问题上,应当追求最起码的权利与机会平等,人人平等不仅是守法平等,而且还要有尽可能对等的参与机会。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法律是否制定良好,如果不那么良好时,是否能充分保障公民提出建议并收到回应的权利与机会,不是个小问题。

 

《立法法》保障公民建议权,其题中之义便意味着必须要配套建立完善对公民建议反馈、回应以及良性沟通的机制。有来无往的意见收集缺乏起码的诚意,不仅不利于公民积极性的呵护,也无助于整个社会肌理的再造。应当激活和建立对法律法规本身“违法”与否的审查与监督,大到违宪审查,小到建议权保障,是同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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