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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罚金与减刑联动,惟透明司法化解忧虑  

2013-04-17 09:01: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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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罚金与减刑联动,惟透明司法化解忧虑

日期:[2013年4月17日]  版次:[AA02]  版名:[社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09年8月,深圳中院建立减刑假释与财产刑执行的联动机制。这一机制要求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时,将服刑人员的财产刑执行情况,作为是否减刑假释的条件之一。日前,南都记者从广东高院获悉,深圳中院对减刑假释与财产刑执行联动机制的探索已有一定经验,考虑全省推广。

  罚金作为法定财产刑的种类,其与没收财产一起构成《刑法》强制性财产惩罚的两大措施。在司法实务中,处以罚金的最主要犯罪类型包括了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和其他一些故意犯罪。将罚金的缴纳情况与减刑假释相联系,于公众而言最大的忧虑在于,是否会出现(或者加剧)拿钱买刑的现象?

  尽管从理论上讲,二者之间可能并无直接联系,而且细查深圳中院关于减刑假释与财产刑执行的联动,其前提便在于其适用对象确已属于“符合减刑假释的服刑人员”。依据刑法以及减刑假释的执行细则,对减刑有“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的要求(假释还多一条“没有再犯罪危险”的要求),但是长期的司法实践里,减刑假释确实存在黑箱化、可操作性过大的问题。

  这一点追溯到《刑法》表述,或在于即便是符合上述条件后,减刑假释也只是“可以”而非“应当”。只有在“有重大立功表现”时,才有“应当减刑”的规定。更何况对法律条文中“确有悔改表现”的判断,受主观因素影响过大。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有媒体援引相关数据指称,在押贪腐高官获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比例过高。判刑的省部级官员共计100多人,除判处死刑者外,服刑者大多获得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同期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也强调要“规范减刑、假释工作”,审议报告时有人大代表直指目前过多过滥的减刑、假释,成为司法不公与腐败的一个“黑洞”。而在押服刑人员的减刑假释比例,确实至今未见到权威数据发布,加剧了公众观感中的个中揣测。

  在司法实践中,减刑假释案件多以不开庭、书面审核的方式进行,其所依据的材料主要由狱方提供,由狱方说了算的现象较为明显。尤其是在涉及贪腐官员等公共人物的减刑假释时,由于流程的不透明,使得公众易生疑虑。包括监狱管理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不局限于减刑假释一隅,日前爆出的辽宁铁岭监狱涉毒丑闻等,亦可作为侧面的印证——— 在狱政管理的某些乱象中,让人怀疑减刑假释“出淤泥而不染”的可能性。当作为鼓励服刑人员悔过的法定方式,以某种不透明、缺乏监督的方式操作,出问题的几率,不会因是否吸纳罚金执行情况进入减刑假释决定程序而有大的影响。

  事实上,深圳做法只是将是否缴纳罚金作为“确有悔改表现”的衡量因素之一,因受到减刑假释制度模糊性规定与执行不透明的影响,几乎不可避免地让人担心,无以衡量的“确有悔改表现”是否最后只剩下一条可资衡量的标准(或起码是最重要因素),那便是缴纳罚金的情况。公众对于“以钱买刑”的担忧,追根溯源是对减刑假释制度本身不透明、缺乏监督的忧虑。在此之前的2009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曾专门强调,“所有职务犯罪减刑、假释,一律实行公开听证制度”,对重大、有影响的减刑、假释案件,实行陪审制度或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的制度,亦是视为对减刑假释领域存在问题的应对。

  减刑假释与罚金缴纳情况的联动,文本层面的万无一失可能无法完全释解公众对于司法实践的担忧,而只有流程的透明、司法的公开才有助于真正形成约束机制。不仅因缴纳了罚金而减刑假释的案件要接受监督,其他无罚金因素的减刑假释(尤其是职务犯罪),亦须晒到阳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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