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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检察权独立与举报人的“密室”保护  

2008-06-25 06:24:5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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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察权独立与举报人的“密室”保护

东方早报 萧锐

设若“密室”保护不了“白宫举报人”,也保护不了郭光允与吕净一,那“密室”的效果实在不值得称道。重庆能够走出“密室”保护举报人的“第一步”,固然值得起码的肯定,但解决举报人保护的制度困境,除了保护举报人立法的加速,恐怕还需要权力构架的通盘考虑

    本周是全国检察机关第十个“举报宣传周”,各地检察机关均以“依靠群众,惩防并举”为主题开展一系列的宣传活动。据报道,重庆市检察机关采取“密室”举报的方法保护举报人,“取得了良好效果”。(重庆晚报6月24日报道)

    在“全国举报宣传周”这样的大气候下,重庆能整出这样的亮点报道,相比其他地方“制作多少个宣传板,发放多少份传单”着实让人眼前一亮。举报人该怎么保护,这恐怕是全世界司法机关的一个难题,笔者当然希望重庆市检察机关可以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保护举报人的新路子。但静观其密室保护举报人的诸多举措,似乎并不能完全破解保护举报人的制度难题,确实“仅仅是第一步”。

   重庆检察机关的“密室”保护措施包括单辟“密室”约谈举报人,以及“24小时临时人身保护”,或者把举报人安顿在检察院等,看似有了很大进步、保护的“铁桶一块”的诸多措施,在笔者看来却都无法真正保证举报人的利益得到切实的保障。让笔者产生上述看法的,是报道中这样一个观点:在论证因为保护举报人不利而是举报人遭到报复的观点时,媒体举出了因举报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而屡屡遭受死亡威胁的郭光允,以及因举报河南省平顶山市原政法委书记李长河而家破人亡的吕净一。

    稍加思考我们便不难发现这样的尴尬,重庆的“密室”计划能够消解郭光允与吕净一们的恐惧与困境吗?同样的例子刚刚新鲜出炉,在被媒体关注了许久终究有了起色的阜阳“白宫举报人”案,同时被有关部门“双规”的还有该地检察院院长与反贪局局长。试问,假使重庆的“密室”保护推广全国,是否能够解决如上难题呢?再以重庆曾经的大案假设,重庆市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宗海的贪腐大案,如果有幸得遇重庆的“密室保护令”是否会有不差强人意的效果?

    我国《宪法》第131条对检察权的独立行使作了原则性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独立行使检察权的现实与现代法制中司法独立的合理性标准之间存在着两方面的差距:一是制度层面,即使在立法上做出了声明和宣言式的规定,制度保障问题亦未解决;二是实践层面上,现实与设想的差距更为突出。目前我国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难以定论,名曰直接领导,实则管家太多。“上级管指标、党委管纱帽、政府管钱袋、人大管选票”。当下,检察权力地方化与检察官管理体制行政化现象极为严重,连起码借鉴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垂直领导模式的可能性都似乎不甚具备。

    无法真正独立于地方权力干预的检察机关与反贪部门,当遭遇举报同级别行政领导和地方实权派人物的难题时,不助纣为虐已经是举报人的万幸,更遑论什么密室保护。而检察权力无法真正做到“独立行使”,检察机关的人事权与财权依旧受制于地方权柄,我们恐怕也实在无法奢望检察机关可以不栽到地方政局那有可能出现的贪腐大案之中。没有权力设计层面的制度保障,无法奢求检察机关,更无法让举报人相信这个密室保护没有与地方权力(甚至直接就是被举报人)的潜在的“勾结”可能性。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目前检察机关侦破的案件中,有60%的线索来源于举报。然而国家为举报人提供的保护近乎为零。据称这是“由于相关法律的缺失”,但在笔者看来,恐怕还要算上对“检察权的独立行使”无法提供制度和权力设计层面的保障这一条。我们所缺乏的,不仅仅是一个保护举报人计划!

    “密室”保护不了白宫举报人,“密室”也保护不了郭光允与吕净一,那“密室”的效果实在不值得我们自得与称道。在“底子差”如此之差的困局中,走出“密室”保护举报人的“第一步”固然值得起码的肯定,但解决举报人保护的制度困境,除了保护举报人立法的加速,恐怕还需要权力构架的通盘考虑。

 

2008-6-24

 

相关新闻链接:

重庆百名群众密室举报腐败 检方贴身保护(图)

http://news.qq.com/a/20080624/000223.htm

2008年6月25日东方早报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24/node619/userobject1ai95881.shtml

对举报人的“密室保护”效用有限
2008-6-25 2:01:25

“密室”保护不了“白宫举报人”,也保护不了郭光允与吕净一

  萧锐

  本周是全国检察机关第十个“举报宣传周”,各地检察机关均以“依靠群众,惩防并举”为主题开展一系列的宣传活动。据报道,重庆市检察机关采取“密室”举报的方法保护举报人,“取得了良好效果”。(6月24日《重庆晚报》)

  在“全国举报宣传周”这样的大气候下,重庆能整出这样的亮点报道,相比其他地方“制作多少个宣传板,发放多少份传单”之类举动着实让人眼前一亮。但静观其密室保护举报人的诸多举措,保护举报人的制度难题似乎并不能完全破解。

  报道提及因为保护举报人不力而使举报人遭到报复的事实,举了因举报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而屡屡遭受死亡威胁的郭光允,以及因举报河南省平顶山市原政法委书记李长河而家破人亡的吕净一为例。但重庆的“密室”计划能够消解郭光允与吕净一们的恐惧与困境吗?同样的例子刚刚新鲜出炉:今年3月,安徽阜阳“白宫腐败案”举报人李国富离奇死亡。在被媒体关注许久之后,近日,被李国富举报并与李之死有牵涉的阜阳颍泉区书记张治安被停职。试问,假使重庆的“密室保护”推广全国,是否有助于改变举报人遭到打击报复的状况呢?答案大概是让人尴尬的。

  我国《宪法》第131条对检察权的独立行使作了原则性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独立行使检察权的现实与现代法制中司法独立的合理性标准之间存在着两方面的差距:一是制度层面,即使在立法上做出了声明和宣言式的规定,制度保障问题亦未解决;二是实践层面上,现实与设想的差距更为突出。目前我国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难以定论,名曰直接领导,实则管家太多。当下,检察权力地方化与检察官管理体制行政化现象极为严重,连起码借鉴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垂直领导模式的可能性都似乎不甚具备。

  无法真正独立于地方权力干预的检察机关与反贪部门,当遭遇举报同级别行政领导和地方实权派人物的难题时,难免官官相护,更遑论什么“密室保护”。而检察权力无法真正独立行使,如果没有权力设计层面的制度保障,就无法奢求检察机关,更无法让举报人相信这个“密室保护”有什么用。

  设若“密室”保护不了“白宫举报人”,也保护不了郭光允与吕净一,那“密室”的效果实在不值得称道。重庆能够走出“密室”保护举报人的“第一步”,固然值得起码的肯定,但解决举报人保护的制度困境,除了保护举报人立法的加速,恐怕还需要权力构架的通盘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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